抗战时期“女桑”迁至四川乐山，图为在乐山时的蚕丝实验大楼

史量才先生

郑辟疆先生

青年费达生

　　他们三个人都出生在十九世纪末，一个人文渊薮的时代。作为苏州大学的杰出校友，他们对自己的母校怀有深厚的感情，而那段刻骨铭心、风起云涌的岁月，更让他们演绎出一曲动人的爱国之歌。三个人，三段不同寻常的人生：一个是中国报业史上的领军人物，还曾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了我国女子科技教育之先河；另外两个则为中国的蚕桑事业奉献出了毕生精力，成为我国现代蚕丝科技革新的先驱者。三位都是祖国蚕桑事业的功臣，也是苏州大学校史上的明星，他们的名字就是史量才、郑辟疆和费达生。

　　 年少志高三才俊

　　 史量才，江苏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人。他幼读私塾，刻苦钻研，曾考中秀才。后因受戊戌变法思想影响，而放弃科举求学，改为学习日语和自然科学，并于1901年考入浙江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年仅24岁的史量才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堂，开创了我国女子科学教育的先河。他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很有天赋，在商界也很有建树。在创办学校后又陆续创办了20余家企业，受到了上海工商界和教育界的高度肯定。创业之后，史量才又开始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于1905年参加上海学界组织的宪政研究会，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7年又活跃于江浙两省绅商发起的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运动，积极为收回祖国的路权而奔东走西，后被推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

　　 郑辟疆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一个清贫的儒医家庭。吴江盛泽地处杭嘉湖平原，蚕桑丝织业十分发达，让郑辟疆从小就爱上了蚕丝事业。 1898年，刚刚成年的郑辟疆离开慈祥的父母和亲爱的弟妹，只身前往杭州西湖蚕学馆应考。录取之后，按当时的规定，先试学一个月，成绩优良者，方可减免学膳费。在这一个月中，那些家庭富裕的学生常常忙里偷闲，进杭州城逛大街，去西湖赏景，而郑辟疆独自一人在宿舍发奋苦读。开饭时，别人陆续去吃饭了，他却从枕头里倒出母亲给他的炒米，用开水泡上，就着萝卜干和咸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后来，郑先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取得了全免学膳费的待遇。郑先生求学的年代，正是清朝戊戌变法时期。受到改良运动先驱者们介绍的欧美及日本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熏陶，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并能举一反三，直到学懂弄通为止。 1902年，成绩优异的郑辟疆留校任教。当时学馆聘有日本教员，他在校时曾倍加努力地学习过日文，这为其日后去蚕丝事业十分发达的日本考察奠定了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

　　 费达生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一个教育之家，她的成长是和母亲小时候的教育分不开的。母亲有五个孩子，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与其他的家庭不一样，这是一个慈父严母之家。费达生小的时候，觉得小脚好看，就跟祖母说要缠脚。母亲知道后把女儿叫到跟前，让费达生坐在高板凳上，拿出布条来用力地缠了起来。因疼痛难忍，她大哭起来，母亲方才放手。母亲严归严，但很开明，经常教育她，不要像其他女孩那样总把眼睛盯在厨房和家务上，要自立自强，有一技之长，为社会做工作。在母亲的教育下，费达生兄弟五人都学有所成，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费达生不仅和郑辟疆是老乡，她还是苏州大学校友、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姐姐。

　　殊途同归为救国

　　 早在1908年，史量才就曾担任过上海《时报》的主笔，开始从事新闻事业。 1912年，他与张季直等合作购进《申报》，被推为总经理。从此，他怀着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为终身事业，悉心经营，锐意改革。他大力罗致优秀人才，积极改进报纸业务，开辟国内外新闻网络，广开发行门路，增加广告收入，增添新式设备，革新印刷技术，并且不断培养职工，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水平。经过三年的努力，《申报》由合资经营改为史量才独资经营，并在上海汉口路兴建起五层的申报大楼。他从美国购进的新式轮转印刷机，每小时能印3万多份报纸。在他的苦心经营下，报纸的销路也逐年上升，1912年日销7000份，1917年日销增至2万份。

　　 1929年，史量才又从美商手中购进《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申报》和《新闻报》在他的经营下，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特别是《申报》，至1932年日销量高达15万份。

　　 在抗日战争中，史量才不断在自己旗下的报纸上发表时评，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起抗日，抨击国民政府的亲日行径。正直、不畏强权的精神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而郑辟疆和费达生两个人，既是志同道合的蚕丝专家，也是情投意合的黄金眷侣。他俩是在1950年苏南蚕丝专科学校的校庆纪念大会上宣布结婚的。据当时的上海《大公报》报道：“全国闻名的两位蚕丝专家，年已71岁的郑辟疆老先生和费达生女士（今年48岁）于3月12日在苏州浒墅关举行结婚典礼。 ”这一对夫妇，一位是蚕桑权威，一位是制丝专家，他们的结合堪为事业和爱情的双结合。结婚当晚，郑辟疆对费达生说：“你还可以像以前那样，完全不必以家为念，家庭只是你的第二办公室罢了。 ”

　　 从此，郑辟疆夫妇倍加努力地工作。 1960年，他们在研究、改进外国引进的缫丝机的基础上，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起试制成了D101型定纤自动缫丝机，并在全国推广。晚年，郑辟疆夫妇仍在祖国蚕丝事业的一线拼搏奋斗。郑先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校译出版了《蚕桑辑要》、《豳风广义》、《广蚕桑说辑补》、《野蚕录》等专业书籍。国家和人民为了表彰郑辟疆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先后推举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特邀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与第四届委员、江苏省蚕学会理事长、中国蚕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费达生则奔波于江南的农村和工厂，指导养蚕和制丝，并继续总结自己在教学和生产第一线的经验，发表了数篇有关蚕丝制作和蚕丝业的论文。即使上了年纪，费达生也很少在家，总是简简单单地吃过饭，就到各地察看养蚕制丝情况，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九三学社成员，第一、二、三、四、五届江苏省人大代表。 1979年，费达生当选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名誉理事，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副主任；1981年，她又当选为苏州市政协副主席；1987年当选为中国丝绸协会第一届理事和江苏省丝绸协会名誉会长。

　　光照千秋成大业

　　 原苏州蚕桑专科学校的前身，是史量才创办的女子蚕桑学堂，民国初年改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并自上海迁至苏州的浒墅关镇。郑辟疆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山东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执教了13年后，于1918年应邀自鲁来苏，任“女蚕”校长，直至1969年逝世，长达半个世纪。郑辟疆担任校长的第二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他积极响应时代和责任的号召，带领同学上街游行，亲自向群众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掠夺罪状，振臂高呼口号。“女蚕”学校的学生受到校长爱国热忱的鼓舞和感召，毅然决然地取下了发髻上的日制发夹，削了竹簪来替代，以示抵制日货；还有的同学怀揣振兴祖国蚕丝事业的强烈愿望，立誓不嫁，立志将终身献给祖国的蚕桑事业。

　　 当初，费达生也是这么做的。费达生在“女蚕”读书时，一次和母亲一起经过日本人经营的瑞丰丝厂，母亲指着丝厂的大门对女儿说，将来你要把这丝厂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为国家雪耻。费达生毕业后不久，郑辟疆校长给她带来了省里给了学校两个赴日留学名额的好消息，在父母的鼓励支持下，她决定前往东京高等蚕丝学校留学。 1923年，当费达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时，福本老师知道费达生是苏州人，就对费达生说，苏州有日本人开的瑞丰丝厂，若愿意去，可以介绍。费达生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老师的好意，对老师说自己是“女蚕”学校送出来留学的，一定要返回“女蚕”工作。

　　 郑辟疆在“五·四”运动中发挥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作用，和他同一年出生的史量才也不忘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1931年，史先生在“九·一八”事变后认识到只有坚决抗日才能救中国。他以“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箴言来教育报业同仁，以自己经营的《申报》和《新闻报》为阵地，竭力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一·二八”事变爆发，《申报》在第二天就发表时评谴责日本侵略者并批评当局对日本妥协投降。此外，史先生还随即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募捐救国，并率先捐出银圆20多万元供抗日急需。在他的带动下，上海各界先后捐款93万元。之后他又在《申报》上发出《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等时评性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踏着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还陆续发表义正言辞、铿锵有力的时评，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严正警告当局。由于言辞激烈，他不愿让步最后惨遭国民政府的毒手。1996年9月，上海市新闻学会和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在钱塘江畔的观潮公园内兴建了一座“量才亭”，以纪念这位为新闻事业、为正义和自由献身的英雄。

　　 郑辟疆在临终前写下了一首光照后人的遗诗，讲述了自己和费达生的一生：“生存到此境，好比灯油尽；油尽灯自灭，永别无需惜。遗体付火化，灰烬一扫光；寿丧是喜事，大家都欢欣。一生无贡献，未尽人民责；徒餐三百石，无以报农人。 ”

　　 史量才也有一句话：“若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

　　 两段朴实无华而又真挚的文字，概括了三位老人光照千秋的一生。